文章來源：經濟日報 發布時間：2020-08-26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決定：批準《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宣布在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福建省的廈門四市分別劃出一定區域，設置經濟特區。
40年彈指一瞬，特區的建設者們篳路藍縷、薪火相承，幫助經濟特區在“不惑之年”交出了一份非凡的答卷。特區敢闖敢干，幫助國家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領域探索出了寶貴的經驗。特區不僅發展了自身的經濟水平，還將影響力輻射至周邊，帶動了東部沿海一大片區域的發展，充分展現了“以點提線”的靈活發展方式。
縱觀世界其他國家，特區并非中國獨有，許多國家都在嘗試建設經濟特區，但很多特區的成效并不明顯，更無法達到中國經濟特區尤其是深圳特區的標桿高度。造成這一反差局面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中國的制度優勢無疑是中國經濟特區賴以生根發芽、茁壯成長的根本原因。
經濟特區的設立凸顯了中國制度“敢為人先”的行動能力。經濟特區制度肇始于改革開放初期，彼時的中國百廢待興，經濟水平低下。設立特區的想法在制度層面無跡可尋，在理論層面爭議頗大。但是，當時的中央和地方領導同志，為了摸索出推動中國現代化的有效路徑，敢于打破既有“條條框框”的束縛，抱著“向死而生”的態度，毅然設立了經濟特區，為中國的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建設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
經濟特區的成長映射出中國制度“靈活務實”的進化能力。特區的建設不是簡單的畢其功于一役，而是“摸著石頭過河”。建設經濟特區的過程中，曾經誕生過許多理論或實踐層面的難題，如“特區是不是租界”“如何看待外資”“住房能否商品化”等。這些在今天看來不是問題的問題，卻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牽一發而動全身。關鍵時刻，中國制度發揮出了“靈活”的一面，擱置爭論，先全力發展，用成果來證成或證偽上述爭議問題。許多因特區發展而產生的爭議，最終也被特區的發展帶入了歷史的洪流之中。中國制度的“靈活”源于其“實事求是”的務實態度，一切都根據經濟特區發展的現實需要，不斷推動特區制度、文化乃至思想觀念的與時俱進。
經濟特區的產業轉型展現出中國制度“居安思危”的自省能力。經濟特區自設立后，一直在驅動經濟發展層面展現著強大的動能。然而，2002年，一篇網文引發的“深圳拋棄論”橫空出世，從金融、高新技術產業、國企改革、政府效率、治安、城市環境等多方面直指深圳特區發展的積弊，引起輿論關注。筆者以為，不能簡單地用“對”或者“不對”來評價上述言論。從更高的站位來看，“拋棄論”實際上反映出中國制度賦予了普通公民樸素的“居安思危”的自省能力。彼時言論中提到的許多危機或許后來并未出現，但這未嘗不是因深圳受到觸動而提前將問題克服于無形。正是中國制度“居安思危”的自省能力，才能確保經濟特區建設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始終不被“石頭”絆倒。
古人云：四十而不惑。今年“四十歲”的經濟特區更是心思澄凈、絲毫不惑，始終銘記著“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開放、探索治理新路徑”的初心與使命。夯實并發揮好中國的制度優勢，必能幫助中國的經濟特區再攀高峰。
【責任編輯：趙藝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