瞄準痛點 探尋路徑——國有企業基金管理創新分析報告
文章來源：《國資報告》雜志 發布時間：2019-02-26
一段時間以來，一些國有企業存在著過度依賴增加大規模投融資維持高增長的勢頭，這導致了一部分國有企業負債率和負債規模的持續飆升。盡管這不是國有企業的獨有現象，但這一現象的長期存在，還是為我國經濟尤其是國有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制約。
在此背景下，國企去杠桿成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一場持久戰。打贏這場戰役，需要從創新國有企業投融資機制，改變傳統投融資渠道，打通資本市場枷鎖，充分挖掘社會資金潛力等多向發力。其中，靈活、高效的股權投資基金、產業基金等，被認為是國有企業投融資創新的重要方向。
2018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約束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引導國有企業通過私募股權投資基金方式籌集股權性資金，擴大股權融資規模。” “鼓勵各類投資者通過股權投資基金、創業投資基金、產業投資基金等形式參與國有企業兼并重組。”
此外，2018年7月，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推進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改革試點的實施意見》，明確國有資本運營公司以“基金投資等方式，盤活國有資產存量，引導和帶動社會資本共同發展，實現國有資本合理流動和保值增值。”
在實踐層面，圍繞混改、國企降杠桿等新一輪改革的熱點領域，國企基金緊抓并購熱潮、股權融資、債轉股等市場熱點，贏得了廣闊發展空間。
不過，國企基金管理創新之路并非坦途，傳統投融資機制管理等問題依然存在。為了給實踐者提供一個創新經驗交流平臺，9月27日，《國資報告》、《能源》、鵬華基金聯合主辦了“2018年國有企業投融資創新峰會”。來自50余家中央及地方國有企業負責人、企業代表進行了一場國企基金管理創新“論劍”。本刊記者梳理、提煉會上的精彩觀點，形成此篇報告，旨在瞄準國有企業投融資機制痛點，探尋國企基金變革路徑。
以基金創新重構價值鏈，實現降杠桿
痛點：在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時代，快速發展壯大的國有企業為GDP增長的提供了源源不竭的發展動力。然而，隨著經濟“新常態”的到來，高投資帶來的高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而高投資帶來的高負債風險，卻成為企業高質量發展的“攔路虎”。
對此，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2017年中央企業經濟運行情況發布會上，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總會計師沈瑩表示，近幾年央企投資規模比較大，這是形成高杠桿的重要原因。
因此，國資委在控杠桿過程中把控投資規模作為一個重要措施，特別是納入國資委管控范圍的企業要對投資規模進行嚴格管控。
嚴控投資規模的信號傳導至中央企業，直接影響著企業財務報表的投資總額一欄。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財務官、財務總監張克慧提供的數據顯示，2008-2017年，中國神華累計投資額7848億，平均每年約800億左右。近五年來，企業平均每年投資額約500億左右，下降幅度很大。中國神華成為國有企業降低負債規模、控風險的一個縮影。
結合企業近年來的投資發展變化，張克慧表示：“在中國神華煤電縱向一體化的商業模式下，圍繞主業板塊的投資仍以控股為主，以自己管理的方式來經營主業。”在這一傳統投資模式主導下，張克慧發現，企業一旦缺少某項業務就投資成立公司子企業，主業邊界在無限制擴張，而社會分工和交易成本的問題日益凸顯。
控風險背景下，不僅企業反思傳統投資擴張方式隱藏的危機，地方國資委作為本地政府出資人代表，也在積極謀求創新之路。廣東省國資委主任、黨委書記李成表示，“長期以來，廣東省屬國有企業很少從政府手中拿錢投資項目，國有企業想投沒錢，便去銀行貸款，帶來的結果就是高負債，這條路難以持續下去。”
路徑：國有企業傳統投資模式弊端在于無限拓寬主業邊界，易引發系統性風險。經濟新常態下，企業應該以何種視角創新投融資機制，張克慧給出了自己的思考。她認為，企業投融資重要的一項功能在于產業整合業務鏈延伸，而基金最大的特點在于“投、融、管、退”，通過基金運作的方式進行產業的整合和業務的延伸，能夠實現結構優化、產業升級，最終重構價值鏈。
面對新經濟崛起帶來的產業金融投資機遇，傳統能源企業具有完整的產業鏈資源優勢，且具有充足融資能力。牽手阿里等互聯網巨頭進軍互聯網金融，張克慧認為中國神華的定位絕非簡單建一個平臺，所有未來互聯網一定是生產、消費、金融的結合，這種結合一定是網絡化、平臺化的融合，從產生出新的經濟模式，以商業模式的變革，緊抓新經濟領域契機。
中國神華找到基金創新的方向的同時，對于華能資本服務有限公司（下稱華能資本）而言，產業基金對于價值鏈重塑的效益已經顯現。在華能資本產業基金平臺——華能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運營的近十年時間里，通過產業基金讓金融的關注點和支點前移，直接到項目最內部去了解項目介入前期機會，通過基金運作實現資本支撐實體經濟發展。目前，其旗下所擁有的基金有光伏基金、新能源發展基金、大交通基金，綜合服務基金等，均是圍繞華能集團能源轉型來進行基金的設計和管理。
風險共擔、成果共享，擺脫“調頭難”
痛點：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重點方向。然而，面對浩浩蕩蕩的經濟轉型浪潮，國有企業如何深度參與，引領產業發展走勢，成為擺在國有企業面前的一項全新挑戰。
“這些領域，有的屬于戰略性前瞻性產業，對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有的屬于新興產業，但發展壯大后將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關系國家安全，”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原主席季曉南說，“關系國家安全、關系國民經濟的命脈和領域，國有企業處于支配地位，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沒有互聯網金融的安全也就沒有國家安全。”
面對于BATJ等眾多非公企業的深度布局，季曉南指出，當前國有企業在新興領域布局存在明顯的短板。他說，這一局面的出現，深刻反映了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的“船大難調頭”困境。
對此，張克慧分析，“作為國企來說，傳統產業領域需要埋頭深耕細作，往往對新領域、新事物后知后覺。當前，我們已經很難從新經濟領域的跟隨者變成領頭羊，這是國企機制帶來的一個問題。”
創新是產業經濟中新生事物誕生的起點。而創新則與風險相伴而生。如何利用基金建立全新的風險、利益共擔機制，成為國企贏得未來主動權的關鍵所在。
路徑：毋庸置疑，國有企業中沉淀、積累了豐富的創新資源。激發國有企業創新活力，擺脫“船大難調頭”的現實困境，需要以市場化的基金運轉機制推動實現。
“資本的來源決定了創新活力。所有創新都是在失敗的基礎上，只要成功一個，就會帶來超額回報。那么你就要忍受失敗。”張克慧說，從風險規避的角度考量，未來創新環境一定是資本多樣性，分散風險，共享成果。未來，國資要想在創新上有所發展，一定應該是跟其它資本混合在一起，共擔風險，共享成果。
深創投參投美國波士頓3D打印公司Formlabs
目前，國家層面的相關探索以中國國有資本風險投資基金和中國國有企業結構調整基金為代表。前者成立于2016年8月18日，基金總規模按2000億元人民幣設計，首期規模1000億元。其中，作為主發起人和控股股東，中國國新控股有限責任公司出資340億元，聯合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一起設立。該基金將重點投資于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項目，注重促進中央企業間合作。同時，將積極支持小微企業創新發展，助力“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由北京市政府和首鋼集團共同發起設立的首鋼基金，是傳統國企以少量國有資本撬動社會資本的一次有益嘗試。目前，首鋼基金管理基金達15只，管理規模達480億人民幣，著眼于以停車為主的基礎設施和智慧園區，以醫療健康為主的消費升級，以新能源汽車為主的高端裝備制造和供應鏈金融等四大產業方向。通過產業鏈資源、優化資本結構、建立市場化機制、培養專業化團隊等方式，有效地優化國有資本結構布局，提升國有資本的控制力、帶動力、影響力。
有著35年企業發展史的中國石化，有著規模龐大的主業資源系統。如今，這艘萬億級的央企航母正積極謀求能源產業的轉型升級。7月18日，中國石化資本有限公司（下稱中國石化資本）落戶雄安新區正是中石化布局新興產業的起點。
據中國石化資本董事長黃文生介紹，資本公司通過兩方面布局實現自身使命，其中之一即是通過基金運作打造資本運營平臺，以直投和基金互相協助的方式布局戰略新興行業。新動能形成之后轉移到現有業務中，從而使得傳統業務騰籠換鳥實現可持續發展，大象也能起舞。
借助“管資本為主”的契機改革授權經營體制，吸引創新人才
痛點：創新國有企業投融資機制，基金公司發揮的作用日益凸顯。基金公司是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的產物，同樣，基金公司的發展離不開國企市場化改革提供機制支撐和活力保障。
深圳市創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深創投），是深圳市政府出資并引導社會資本設立的創業投資公司。盡管身處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深創投仍然難以避免國有企業諸多制度規定的制約，如決策程序、國有資本退出效率以及員工激勵機制等。以薪酬激勵為例，深創投副總裁鐘廉告訴《國資報告》記者，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由于公司獎勵也不高，又碰到金融危機，大概10%的人員流失至其它創投機構，公司也因此被冠以“創投黃埔軍校”的稱號。
再如風控機制，為了合理控制投資風險，深創投在基金項目中要求投資經理強制跟投，而這一跟投制度時常受到審計。“國有企業有一些條條框框，與基金公司、創投公司等國有控股企業發揮市場化功能相矛盾，這就要求國有創投企業學會揚長避短，發揮自身特長。”鐘廉說。
從基金公司、創投企業的角度出發，尋求在國有企業制度范圍內的發展空間是贏得當前發展機遇的必然要求。但面對純市場化的競爭格局，國有企業投融資創新無疑為國企改革提出更高層次的目標。
路徑：發展中的矛盾，需要在發展中用改革手段化解。作為“管資本為主”改革的重要嘗試，基金已然成為當前國有資本運營管理的重要市場化手段。當前，中央及地方國企改革基金呈現加速落地的態勢。截至2018年8月末，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共發起設立6只基金，總規模近9000億元。
針對國資基金平臺爆發式的增長，張克慧表示，“基金不僅僅是資金的提供者，同時也應該是制度的提供者。”
與會人士建議，國有基金公司要借助新一輪國企改革契機，為國有企業投融資創新提供制度安排。通過體制機制松綁，靈活的制度安排，吸引創新人才，激發改革活力。
打破傳統國有資本布局結構，實現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2015年9月成立的廣州國資發展控股有限公司（下稱廣州國發），作為廣州市屬國資第一個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平臺，成為廣州國資國企改革發展的排頭兵。在“管資本”改革背景下，廣州國發為真正搭建起國有資本跟社會資本互動平臺、國有企業協作平臺，成為國有經濟撬動者和科技創新生態培育者，緊緊圍繞資本改革授權經營體系。
經過三年多的實踐，在授權同業投資、授予國有資本的收益權、賦予市值管理的主動權、授予協議轉讓的審批權和賦予綜合改革試點權方面邁出實質性步伐。“可以說，到目前為止，廣州市國資委能夠授權給我們基本上都授權到位了。”廣州國發總經理高東旺表示。
如果說授權經營體制改革是制度松綁，三項制度改革則是向機制創新要活力。浙江省國有資本運營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伊始，明確公司經營班子全部實行職業經理人制度，實行契約化管理，這在浙江省屬企業集團層面還是第一家。公司制定出臺了《治理運行基本規范》，建立契約化管理的高級管理人員考核評價和薪酬分配機制，并梳理授權清單，同時，公司探索市場化的選人用人理念和激勵約束機制，推進建立二、三級子公司股權激勵、項目團隊跟投等利益與風險捆綁機制，激發企業活力、人才動力。(國資報告記者 王倩倩 饒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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