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經濟日報 發布時間：2018-02-08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作出重大判斷：“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那么，發展階段轉換意味著什么？如何以新理念引領高質量發展？推動高質量發展究竟要怎么干？取其勢，明其道，精其術，充分認識理解這些問題，深刻把握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意義、科學內涵，有利于我們更好確定和把握今后一個時期的發展思路、經濟政策和改革措施，引領經濟發展新時代。
一談
發展階段轉換意味著什么？
■ 推動高質量發展是引領經濟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 新發展階段中，經濟的“好”與“快”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遵循經濟規律的客觀結果，也是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必然選擇。
怎么理解發展階段轉換呢？觀察世界銀行數據可見，收入水平越高的國家，經濟增速越慢。為什么會這樣？其實非常好理解，正如一個孩子成長一樣，在長身體階段，一定是長得很快的，但到十七八歲成熟了之后，身體方面就不可能再長了，而需要“橫著長”或在內涵上成長，長智力、智慧、經驗。經濟發展也是這個道理。從總體上說，我國已經告別了人口紅利時代，二元經濟發展特征弱化，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傳統增長動力弱化，經濟發展速度必然會下降，實現持續發展必須尋找新的動能。而這個新動能的核心要義就在于推動高質量發展，推動經濟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進一步看，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也是認識、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的必然要求。經濟發展新常態，用我的研究框架來注解，就是人口紅利迅速消失，勞動力成本不斷攀升，人力資本改善速度放慢，資源重新配置的空間減小，資本報酬開始遞減，推動經濟增長的傳統動力逐步消失，結果必然是潛在增長能力降低。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認識新常態，意味著我們需要認識到，經濟增長從高速轉向中高速，不是周期性的外部沖擊所致，而是由結構性因素造成的長期趨勢，是我國經濟進入新階段的必然結果；適應新常態，意味著要接受一個減慢的速度，在政策層面作出正確反應，不能速度一下來就受不了，非要使用“興奮劑”刺激經濟；引領新常態，意味著要通過加快培育增長新動能，保持合理區間的中高速增長。推動高質量發展就是引領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要特別注意處理好速度和質量的關系。過去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依靠人口紅利，經濟發展強調“快”，越快越好，而隨著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經濟增長速度自然會下降。在新的發展階段，經濟的“好”與“快”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關于速度和質量，我們曾有一個判斷，進入到高質量發展階段，速度肯定是逐漸降下去的。按照目前的趨勢，到2050年我國經濟增速仍能保持在3%以上是很好很合理的。當然，目前我國還面臨諸多體制性因素，妨礙要素積累和資源配置，不利于挖掘生產要素供給和生產率提高的潛力。如果把這些制度障礙清除了，還能贏得一些增長動能。這個增長并不是要回到原來的增長速度，而是讓我們的潛在增長率下降得慢一點，回歸到世界經濟平均增長率的時間晚一點。這樣更有利于推動中國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總之，從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歷史看，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轉換符合追趕型經濟體發展規律。國際經驗表明，追趕型經濟體在高速增長階段結束后，增長率明顯下降，并轉入一個速度較低的增長平臺。這種增長率下臺階的現象在戰后高度增長的日本、韓國、德國等經濟體表現得較為典型，100多個國家中，換擋成功的只有10%左右。可以說，從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的過渡中，發展的難度明顯增大。對于我國來說，要實現這一跨越，就要按照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的那樣，堅定不移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二談
如何以新理念引領高質量發展？
■ 以五大發展理念破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
■ 高質量發展離不開新發展理念的引領
作為一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的大國，中國未來發展如何，能否轉向高質量發展，再創經濟奇跡，舉世關注。回顧歷史，中國在較短時間里從低收入階段進入了中等收入階段，在世界上有今天這樣的地位，歸根結底在于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發展。面向未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最終實現，需要再創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成功轉變的經濟奇跡。
實現偉大夢想，需要信心，更需要努力。可以明確的是，中國已經從改革、開放、發展的經驗中確定了嶄新的發展理念，提出了改革、開放、發展的新要求，正在激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這一嶄新的理念就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嶄新的發展要求就是高質量發展。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堅持新發展理念，按照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理念，對發展的目的、方式、路徑、著力點、衡量和共享等方面問題作出了全面回應，有助于破解我國發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回應了廣大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對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第一，創新發展著眼于培養新常態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發生根本性變化，支撐高速增長的傳統動力相應式微。從國際經驗和教訓看，許多國家在類似發展階段上，傳統增長源泉逐漸消失，又未能培養出必要的創新能力，由此陷入經濟停滯狀態。因此，把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形成經濟增長的長期可持續動力，才能保持中高速增長，跨越中等收入階段。
第二，協調發展著眼于發展的健康性。我國發展長期存在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問題。國際經驗和我國現實都表明，在從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階段，各種社會矛盾和社會風險，往往因城市和鄉村、沿海和內地、經濟和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等方面不協調而產生并加深。一些國家也正是因此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促進發展的協調性，是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
第三，綠色發展著眼于發展的永續性。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人民對優美環境和良好生態的追求，體現了發展的目的本身。資源一旦枯竭，環境和生態一經破壞，要么不可修復，要么需要付出極高的代價。特別是環境惡化對人的生活環境和人體健康造成的傷害，代價尤其昂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讓人民從發展中獲得幸福感，絕對不能以資源環境和生態為代價。
第四，開放發展著眼于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內外發展聯動。我國以往的經濟發展，受益于經濟全球化和自由貿易，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現在我們不僅要不斷提高利用國際市場、在全球范圍配置產能和應對國際經貿摩擦的能力，還要努力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提高國際經貿等方面的制度性話語權，通過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和打造廣泛的利益共同體，主動利用、擴大和引領經濟全球化。
第五，共享發展著眼于社會公平正義，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和發展目的。我國發展中的不協調問題表現為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和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以及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不均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以全體人民共同進入為根本標志。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最終要落腳于共享發展理念和舉措，具體體現為堅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續方向，從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提供更充分、更均等的公共服務。
總之，高質量發展離不開新發展理念的引領。通過一系列重大戰略、政策和舉措的實施，把五大發展理念轉化為人民群眾看得見、摸得著、有獲得感和幸福感的發展成果，才能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實現我們的戰略目標。
三談
推動高質量發展怎么干？
■ 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重在消除生產要素流動的制度性障礙
■ 設立外部性指標調整經濟發展指揮棒
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為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徑。可以說，主要從供給側那些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的因素著眼，從妨礙生產要素供給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體制性障礙入手，在關鍵領域通過結構性改革挖掘新的增長動能，提高潛在增長率，是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
提高勞動生產率，是一國經濟增長、社會進步的根本。那么，如何理解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的“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呢？一般來說，提高勞動生產率主要有三種提高方式，每一種方式的可持續性都不一樣，效果也不一樣。
第一，資本勞動比的提高。隨著勞動力成本的提高，資本替代勞動或機器替代人必然發生。但是，這種替代受到資本報酬遞減規律的制約，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勞動力素質不能適應操控機器的要求，那么資本替代勞動則得不償失。當機器增加時，投入的資本回報率會下降。所以，不能無限制地靠提高資本勞動比來提高勞動生產率。
第二，人力資本的改善。操作工人素質的提升以及工程師比重的提高，是較少數量的勞動者操作更多機器設備的必要條件，因此，如果缺乏具備更高技能、技能更新能力和創造力更高的勞動者，資本替代勞動的過程就難以達到預期效果。但人力資本這個指標并非可以加把勁就得以提高的東西。所謂“百年樹人”，經驗表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需要長期積累，而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的。
第三，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在超越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之后，經濟增長的唯一可持續源泉是通過資源重新配置和技術進步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分析起來，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主要來自兩個方面：
一方面，由于各產業和各行業之間的生產率存在差異，生產要素會向生產率更高的領域流動，可以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過去我們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主要是產業之間的資源配置，勞動力從生產率較低的農業部門轉向生產率較高的非農業部門，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未來這方面仍然還有潛力，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在城鎮化過程中潛在和實際存在著的“逆庫茲涅茨化”現象。由于戶籍制度改革沒有完成，已經轉移到城鎮就業和生活的農民工，由于不能均等地享受城鎮的基本公共服務，特別是不能享受基本社會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等社會保障，往往會在具有很強就業能力時退出城鎮勞動力市場，農民工一般在40歲以后就會考慮返鄉。雖然返鄉后，他們仍然處于就業狀態，但是從非農產業回歸到務農狀態、從工資性就業回歸到自我雇傭、從沿海地區的城市經濟就業回到中西部地區的農村經濟就業，必然意味著生產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的降低。
這種“逆庫茲涅茨化”現象，不僅減少了勞動力供給，加劇勞動力短缺現象，更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不利于保持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這一現象值得我們高度重視。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們要破除妨礙勞動力和人才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促進社會性流動，挖掘人口潛力以釋放紅利，切實保持這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源泉。
另一方面，由于行業內部的企業之間生產率存在差異，允許更有效率的企業生存、擴大和發展，淘汰那些長期沒有效率提升的企業，就可以提高行業以及整體經濟的生產率水平。研究表明，在美國，通過部門內企業的進入、退出、生存、消亡這種創造性破壞機制，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貢獻率為30%至50%。對于我國來說，就要進行相應的改革，拆除行業進入和退出壁壘，消除生產要素流動的制度性障礙，創造一個能進能退、能生能死的政策環境，通過競爭機制實現優勝劣汰。這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根本來源。
需要特別重視的是，在高質量發展階段，顯然不能再用傳統的方法評價經濟增長成效，這就要求加快形成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政策體系、標準體系、統計體系、績效評價、政績考核。對于地方政府而言，不能再以GDP論英雄了，那指揮棒應該怎樣來調整呢？我覺得，可以圍繞外部性因素來設定指標。從正外部性來看，可以用改革的相關指標，比如農民工市民化率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等等；從負外部性來看，則可以采用包括金融和債務風險水平、環保指標、減貧指標等在內的相關指標，以此在發展目標上更加注重經濟發展的質量效益、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在這一過程中，核心問題仍然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當前，我們要按照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的那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切實把市場和政府的優勢都充分發揮出來。
（本文摘自《經濟日報》 作者：蔡昉）
【責任編輯：陳丹妮】